[重庆市]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欧阳辉

你知道19000万年的“恐龙之城”聚集在我国重庆吗？

日前，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恐龙展厅在闭馆升级后重新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展厅呈现了更多“重庆元素”——“上游永川龙”“神州巴渝龙”等近10件重庆恐龙化石标本悉数亮相。短短几天，上万市民前往参观，在重庆掀起了一股“恐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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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恐龙家族都有哪些重量级恐龙？上亿年前，为何会有这么多恐龙栖息重庆？近日，记者前往重庆自然博物馆，查访重庆恐龙档案，揭开重庆远古恐龙世界的奥秘。

重庆恐龙曾是世界级“明星”

走进自然博物馆特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巨型蜥脚类恐龙化石标本，它嘴部微张、昂首挺立，似仰天长啸，看上去气势十足。

“这是有‘东方巨龙’之称的合川马门溪龙，是迄今亚洲更大、保存最完整的巨型恐龙，被誉为‘中国恐龙的明星’。”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欧阳辉介绍说，合川马门溪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脖颈最长的恐龙，其体长约24米，脖子长度几乎占到体长的一半。阿联酋国家博物馆曾出价3000万美金，想把它收入囊中，充当镇馆之宝。

上世纪70年代前，中国肉食恐龙化石仅发现过零星牙齿、少量破碎骨骼。为此，国外曾有人称：“在遥远的侏罗纪，中国只有素食龙，这是造成中国人性格软弱、逆来顺受的原因。”

然而，1972年至1977年，在重庆永川相继发现巨型肉食龙化石，推翻了这一谬论。当时这一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还吸引了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古生物专家专程前来参观。至此，中国肉食恐龙终于得到世界认同。

重庆主城是恐龙化石密集分布的地区

在重庆，究竟有多少这样珍贵的恐龙化石？今年，在完成全国之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任务的过程中，自然博物馆对重庆本土发现的恐龙化石进行了全面清点。“恐龙主要有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剑龙四大类，而这些恐龙化石在重庆都曾有发现。”欧阳辉说，截至目前，全市共发现恐龙化石点40余处，出土较完整的化石近10具。

更神奇的是，重庆主城竟是恐龙化石密集分布的地区。渝中区朝天门、南岸区铜元局、江北区大石坝、九龙坡区马王场、北碚区金刚碑、澄江镇、童家溪镇等地都曾发现过恐龙化石。其中，北碚区是发现恐龙化石较多的地方，共发现13处。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得这么多恐龙栖息重庆？“重庆可以说是一座‘恐龙之城’。”欧阳辉介绍说，1.3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代，那时的重庆遍布沼泽和湖泊，气候炎热潮湿，岸边森林密布、灌木丛生，这些条件特别适合恐龙居住生活。

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为1930年卢作孚先生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1943年由十余家全国性学术机构联合组建的“中国西部博物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我国之一所民办科学院，是卢作孚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将“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思想相结合，积极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的光辉典范。以“从事于科学之探讨，开发宝藏，富裕民生，辅助中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为宗旨，在西部早期开发建设中扮演了“排头兵”角色，为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 *** 西迁重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机关也向大后方迁移。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其所在地北碚，接受了许多著名学术机构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转移安置，一度成为中国科学界的“诺亚方舟”和“战时学术研究中心”。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内迁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十余家科研机构又在文星湾创建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卢作孚借让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大楼作为博物馆的陈列主楼，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等则在“惠宇”附近另行建筑。以“从事科学教育之推广及专门学科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西部博物馆，设地理、地质、工矿、生物、农林、医药卫生6个分馆，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综合了最多学科的之一家自然科学博物馆。

195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博物馆由西南文教部接管。

1952年，重庆自然博物馆改为西南人民科学馆。

1953年，重庆自然博物馆并入西南博物院，更名为西南博物院自然博物馆。

1955年，西南博物院改组为重庆市博物馆。

1981年，四川省人民 *** 在重庆市博物馆增挂 “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牌子。

1991年，重庆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

中国西部科学院叠溪地震调查及其著述《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1933年8月25日下午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四川茂县松潘等地发生强烈地震。15时50分30秒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地震中心在北纬30°、东经103.7°的叠溪的震级为7.5级。国内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北京鹫峰、南京地震台几乎同时记录到震波。国外，马尼拉、大阪、棉兰、孟买、哥本哈根、汉堡、檀香山、巴黎、突尼斯、悉尼、多伦多、威林顿、渥太华、拉巴斯等世界百多家地震台都测收到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了这次震波。

此次地震发生之时，岩石飞崩，击死居民，村舍沉没，岷江上游因之隔断，余波续震四五日不绝，叠溪一带，正当地震中心，罹祸尤为惨重，地震造成6945人死亡，伤1万人以上，叠溪全镇陷没，岷江江水被山体崩塌物堵塞断流，形成中国地震史上较为突出的地震堰塞湖，其坝高有的甚至高达百余米。之后决口造成的次生洪灾又夺走数千人生命，震区伤亡惨重，共计死亡人数近万人。自1900～1950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7级以上地震59次。[1]这是民国时期四川更大的地震，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强烈的地震之一。

一、关于1933年叠溪地震的调查

地震为人类最为惨烈的灾害，叠溪地震发生后，地方 *** 及中央相关部门派人深入灾区进行调查。

震后近1个月后，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派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全晴川率四川大学学生诸有彬等10余人前往调查，重点是岷江地震堰塞湖的积水情况，调查时间9月至10月9日。12月7日善后督办刘湘再派即任的成都水利知事周郁如同督署上校参谋郭雨中带30余人再次调查，历时5天，提出了疏导叠溪地震堰塞湖的具体工程方案。[2]

学术机构的调查有受北平地质调查所委托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另外还有四川大学等。

四川大学的叠溪震区野外考察，由该校生物系(开设了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课程)师生组成12人地质考察团，教师周晓和带队，于1933年12月21日出发，次年1月14日回到成都，历时25天。考察以了解灌县至叠溪一带的地质、地史、古生物和叠溪地震的震灾情况为主。

另外，以个人身份进行考察的有地理学家徐近之。1933年秋，徐近之在青海地区考察，闻叠溪地震消息，立即于10月21日至11月29日，对叠溪震区乃至整个岷江上游进行历时40天的实地考察。[3]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叠溪地震考察。为研究此次松茂地震来源状况及原因等，1933年10月，该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在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1932年9月由所长翁文灏推荐，受卢作孚邀请到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罗西伊(即罗正远，字君平)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之命，前往叠溪实地调查松茂地震，所有一切费用概由北平地质调查所负担。考察历时两个月。

由于地震区域辽阔，人力有限，在实地考察中辅以信函调查。由中国西部科学院致函各县 *** 及文化机关，请其告以当地情况，同时又发出通启，致各界人士公启、致各报馆函，征求各地关心科学之人士予以援助，赐以资料。调查过程中，拟就表格一张，油印分寄川中各县教育局、建设局以及中级以上学校，发出地震调查表，以便调查参考和将来绘制地震区域强度图。[4]

地震强度调查表[5]

(此表共分十度，请将所在地的地震强度与此表相当之度数注明，寄回巴县北碚场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为祷)

一、人不能觉。

二、甚少数 *** 者觉之，楼上较易。

三、少数人觉之，不恐慌，经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他处报告始确信地震。

四、屋内觉者多数，屋外少数，器物微动，地板或响悬物稍动。

五、屋内人皆觉之，屋外人多觉之，睡者惊醒，少数人惊逸，摇铃鸣，时钟停，悬物摇。

六、人人皆觉恐慌，争出，器物坠落，不坚固之房舍稍有损伤。

七、钟鸣，烟囱倒，屋瓦落，多数房屋稍有损伤。

八、少数房屋毁坏，多数重损，少数人受伤，无死者。

九、少数房屋全毁，多数重损，不能复居，人烟稠密之处，死人颇多。

十、多数房屋毁坏，人口多数死亡，地裂山崩。

附注：

甲、地震发生于民国 年 月 日午 时 分

乙、震时间共

丙、以后又震动若干次，在何月何日何时发生震力相当上表何度。

填表机关

填表人

民国 年 月 日寄

调查途中，常隆庆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函报告地震现场考察情况，翁文灏附记数言。1934年，常隆庆基于收集、拍摄的大量地震资料，对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写成《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在近代，由于战争、交通、经费等原因，对地震的调查也有采取函调的方式，给所在地区及相关单位发函收集资料，再分析汇编成册。而现场的科学考察就显得尤为可贵和难得了，能够在之一时间掌握之一手资料。采用现代科学 *** 对大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是之一次，在国内也仅次于1920年宁夏海原大地震后的现场科学考察(震后次年，内务、教育、农商三部曾派翁文灏、谢家荣等六委员赴灾区调查，这是我国地震史上之一次对大地震所作的详细的科学调查)[6]。在中国近代地震地质调查研究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叠溪地震调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实地地震调查活动。

二、关于1933年叠溪地震的研究著述

叠溪地震1933年8月25日发生后几个月，翔实的地震报告就刊行出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常隆庆连续刊发几篇调查记，有《叠溪地震调查记》，刊发于1934年5月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之一卷第三号；《四川叠溪地震区调查记》，刊发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4年第5卷第1期上[7]；《叠溪地震调查记略》，刊发于《新世界》1934年第38期。[8]

除此之外，徐近之的《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和《岷江峡谷》刊发在《地理学报》1934年第1期(创刊号)上。(《岷江峡谷》中“地震后峡谷实察纪要”，对叠溪地震灾害和水患作了真实的记述和分析，并提出震后建议对策：预防地震灾害、疏导堰塞湖积水、建筑物抗震、交通及通信对策、保护岷江河谷生态环境、发展山区经济等)[9]；四川大学编著《叠溪地质调查特刊》1934年7月出版(国立四川大学秘书处出版课，1934年7月出版，54页32开，有图、表、照片)。内收调查报告6篇，调查地质情况，并有考察日记，叠溪地震损失统计表及羌人风俗等，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10]；地质调查所李善邦著《四川叠溪地震记录简报》发表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4年第5卷第3期[11](当时，世界地震学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没有“震级”的概念和定义)。李善邦采用巧妙算法分析计算此次地震的发震时刻和震源深度，测定叠溪地震参数，所确定的震中坐标相当准确，与宏观震中叠溪的位置非常相近，至今基本采用这一数值[12]。在常隆庆到四川地质调查所后，著《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刊发在《地质论评》1938年第3卷第3期上。

这之后二三十年，尤其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四川叠溪地震的调查、记录和报告又才陆续增多。有“叠溪地震琐记和对地震的初步认识”(周郁如，1958年手稿)、“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补充调查报告”(国家地震局西南烈度队，1973年11月打印稿。另一资料记为“叠溪地震补充调查报告”国家地震局西南烈度队影响场组，1973，未出版)、“1933年叠溪地震宏观调查表”(地震地质队松潘大组，1977年8月手稿本)、“1933年叠溪地震调查报告”(成都地震大队地震地质队，1977年11月复写稿。另一资料记为“1933年叠溪地震调查报告”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地质队，1977，未出版)、“四川省历史地震资料汇编 1933年叠溪地震”(讨论稿)(王元海，1977，未出版)、“叠溪1933年地震调查材料”(阿坝州地震史料小组，1978年5月复写稿)、《四川地震资料汇编(之一卷)》(《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编辑组，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13]、《叠溪大地震亲历记》(张雪岩，《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叠溪7.5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及其对发震构造条件的认识》(唐荣昌、蒋能强、刘盛利，《地震研究》1983年第6卷第3期)[14]、《1933年叠溪地震》(四川省地震局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5]、《徐近之实察叠溪地震及对震后的建议对策》(江在雄，《山西地震》1994第3期)。

常隆庆所著一系列关于四川叠溪地震的调查报告，在后来的叠溪地震研究中一直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1983年由四川省地震局编著的对叠溪震区现场考察、研究总结的著作《1933年叠溪地震》参考了常隆庆的著述，尤其对于分布在不同经纬度的各地点的地震烈度、场地条件、震害情况等提供了直接而翔实的参考，一些照片，如常隆庆1933年所拍摄的“较场东侧台面地震时被断成阶梯状”被采用。[16]其著述被引用和参考还见于诸如《四川地震资料汇编(之一卷)》[17]、《中国岩石圈动力学概论〈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说明书》[18]、《四川省岩石地层》[19]、《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工程勘测分册》[20]、《中国典型灾难性滑坡》[21]等。

而1934年常隆庆所写的约2.6万字的《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将叠溪地震情形及前后事实，旁征博引，附以照片、图件和统计表格，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的记录。记述了叠溪震中区各村寨房屋建筑破坏、人畜伤亡、山崩地陷等地震破坏状况，并对地震成因作了初步分析，说明当地地震地质特点。这是中国近代地震地质研究的重要著述，对叠溪及其周边震区的崩塌滑坡、交通阻断、人员伤亡、水灾过程以及震中区的地质地貌特征、余震序列等情况的详细叙述，成为我国以科学 *** 记载叠溪地震的之一篇详细而确实的学术报告。

三、结语

中国是地震活动频繁的国家，对于地震学的研究，近代中国学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多加着力， *** 也视为重要事业而加以注意。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同时也是民国时期四川更大的地震——叠溪地震，中国西部科学院作为之一个专业学术机构进行调查，并写下之一篇专门学术报告《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叠溪地震调查及其著述，其详细的现场考察和研究，对地震前兆、震后效应、地震现象、地震后的破坏现象、社会影响，地震发生类型与序列特征等的描述，为当时和今后的叠溪地震研究。例如，区域地震研究、地震地质研究、历史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提供可靠的科学数据和研究的可比性，是重要的科学考察和学术文献。

参考文献

[1]齐书勤.中国早期的地震科学考察[A].见：王渝生主编.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C].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405

[2]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茂汶羌族自治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38～39

[3][6]洪时中，徐吉廷.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记在叠溪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几位前辈[J].国际地震动态，2009，(2)：34～35：30～31

[4][5][9]《嘉陵江日报》1933-11-18、1933-11-20～21、1933-11-5.见：龙海编辑.中国西部科学院调查叠溪大地震纪实[N].卢作孚研究.2008，(2)：50～52

[7]陈尚平等.中国近代地震文献编要(1900～1949)[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5，316～318

[8]江苏省地震局《中国地震科技文献题录大全》编纂组.中国地震科技文献题录大全[M].北京：地震出版社，1988，9，17

[10][11][12][15][17]《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编辑组.四川地震资料汇编(之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301～303，315～316，317～319，463～464，541

[13][16]四川省地震局.一九三三年叠溪地震[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69，图版10

[14]《四川地震年鉴》编辑组.四川地震年鉴(1983)[M].成都：四川省地震局出版，1984，156

[18]《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编委会编，丁国瑜主编.中国岩石圈动力学概论《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说明书[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1，565

[19]辜学达，刘啸虎.四川省岩石地层[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372

[20]徐乾清，陈德基主编，门光永等撰稿.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工程勘测分册[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70

[21]黄润秋，许强.中国典型灾难性滑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93

上海自然博物馆有恐龙吗？

上海自然博物馆5月25日晚开启“恐龙季”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

博物馆之夜 郑莹莹 摄

当晚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作为“恐龙季”的首个主题活动，“博物馆之夜”开启，现场，观众聚集在馆内生命长河展区巨大的阿根廷龙和埃及棘龙模型下，仿佛“置身”于原始而神秘的远古时代。

活动伊始，上海科技馆党委副书记、上海自博馆管委会主任姚强致辞；上海科技馆理事长、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左焕琛宣布，2018上海自然博物馆恐龙季正式开幕。

160余名大小观众参与其中，活动共设置三个环节，之一个环节是恐龙脱口秀和现场绘画，来自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欧阳辉馆长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徐星研究员为观众带来科学脱口秀。同时，来自中国香港的古生物画师张宗达根据生命长河展区的标本现场绘制一幅棘龙场景复原图。

第二个环节是夜游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展览和教育的策划人员从幕后走到台前，带领观众走入夜晚的自然博物馆，分享古生物背后的科学故事。

最后一个环节是工作坊，按照不同的活动内容分为四组：化石挖掘、化石拓模、恐龙魔力仓和恐龙大派对，现场观众在夜游中感受博物馆的魅力。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为观众带来了自然博物馆最新出版的青少年科学漫画《恐龙不好玩》，该书通过270余幅妙趣横生的原创漫画，讲述了六段惊险 *** 的旅程，让读者在追踪一系列神秘案件的过程中，逐步揭开隐藏在恐龙家族背后的秘密。

据悉，上海自然博物馆推出的“恐龙季”活动，以“来，一起寻找失落的世界”为口号，旨在倡导公众保护生态环境，传递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理念。活动对象主要为亲子家庭、科学爱好者以及恐龙发烧友。

活动期间，将举办五大主题活动，包括博物馆之夜、少年嘉年华、绿螺训练营、科学家面对面以及绿螺讲堂——恐龙总动员系列，同时还将恐龙作为线索，与自然博物馆日常教育活动相结合，从周二到周日，每天都会开展恐龙主题活动，包括恐龙说说说、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我的恐龙我来画、恐龙猎人训练营、寻找精灵龙、遇见恐龙达人以及恐龙侦探等。另外，自然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也将推出线上活动，让公众了解古生物知识，感受自然科学的魅力。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之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更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 *** 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 *** 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之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之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 *** 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 *** 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谢家荣、西部科学院一人组成，贵阳昆明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西部科学院1人组成。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1：100万地质图，其中成都巴县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负责，并加入西部科学院1人。此项计划由于战争的影响延至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之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之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 *** 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之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 *** 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 *** 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 *** 任教；李春昱曾 *** 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之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 ***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 *** 、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 *** 。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之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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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自然博物馆是什么性质单位

重庆自然博物馆是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主管重庆自然博物馆欧阳辉职称的市属文化事业单位